“山南野客。”林昭答。

“就是那本《强国策》的作者？”

“听说是。”

那人低头读起来，越看越慢，最后竟掏出随身笔记，抄了两句：“治国如修屋……”“科举当问能筑几里渠……”抬头时，林昭已经走了。

另一处乡学门口，苏晚晴把一份交给看门的老教谕。老人戴着眼镜，一页页看完，沉默许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这话，我该早二十年听见。”

第三日，街谈巷议开始变了。

茶棚里，几个年轻士子围坐，一人念道：“‘文章若不能利民，纵锦绣千篇亦为空谈’——这话扎心啊。”

“可不是？我爹让我背《礼运大同篇》，结果村里年年淹水，没人管排水沟。”

“可人家书里画得明白，坡度多少，沟深几尺，照着挖就行。”

酒肆角落，一个老儒独自饮酒，袖子里藏着半份抄文。他嘴里嘀咕：“离经叛道……离经叛道……”可手指却把那句“圣人之道，在安百姓”反复摩挲，最后轻轻叹了口气。

第五日清晨，聚文阁掌柜亲自登门。

他手里捧着个小册子，封面题着《务实录》三个字，翻开一看，正是林昭那篇反驳文章和《村镇给排水十法》的合集，已被人私下刻印，悄悄售卖。

“不是我印的。”掌柜连忙解释，“是城西一个老刻工，自己掏钱做的。昨儿半夜送来十本，托我代卖。我看了，没违禁词，就没拦。”

林昭接过册子，翻了几页，印刷粗糙，但字迹清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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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卖得怎么样？”

“十本，一个时辰卖光。还有人问有没有更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