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懂，保密。”我赶紧点头，心里那点看热闹的心思早没了，只剩下莫名的紧张。

邬叔叔跨上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，脚蹬子“咔嗒”一声，自行车就像支离弦的箭，拐进巷口不见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攥着那把烂掉的苋菜，风一吹，后背竟有些发凉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邬叔叔那天真的在老破细家的床后面抓到了人。阿来头被按在地上时还嘴硬，说自己啥也没干，是旁边那个矮胖的小子抖得像筛糠，没等审问就全招了。

事儿说起来简单得让人发怵。就在头天夜里，他们三个在化肥厂宿舍门口闲逛，迎面撞上一个下班的工人。大概是天黑路窄，肩膀蹭了一下，两边就吵了起来。那工人骂了句“小流氓”，矮胖子就红了眼，从裤兜里掏出把折叠刀，原本是想吓唬人，照着对方大腿捅了一下。谁也没想到，就那么一下，偏偏捅破了大动脉。血涌出来的时候，三个半大的孩子都吓傻了，眼睁睁看着那人倒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

法院判的时候，小胖子因为未成年，免了死罪，判了无期。可这“无期”没熬多久，听说几年后在劳改农场越狱，被哨兵开枪打死了，尸体拖回来的时候，衣服上全是血窟窿。阿来头是主犯，虽说刀不是他捅的，但法院认定他是团伙头目，直接判了死刑，秋后就执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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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在菜市场听卖鱼的王婶说的，她说阿来头被押上刑场时，脸白得像张纸，腿软得站不住，是被两个法警架着走的。我手里提着的草鱼在塑料袋里扑腾，溅了我一裤腿的水，我却没心思擦。

那天晚上，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藏在床板下的那把刀。那是把弹簧刀，去年生日时同学送的，说是“出门在外，总得有点家伙防身”。我确实带过几次，走夜路时攥在手里，觉得腰杆都能挺直些。可现在看着那闪着冷光的刀刃，脑子里总浮现出化肥厂宿舍门口的血泊，还有阿来头被架走时的样子。后半夜，我悄悄爬起来，把刀扔进了下塘桥下的芦苇荡里。水面“咚”的一声，像块石头落进了心里，倒也踏实了。

扔刀那晚的月亮很薄，像片被风刮碎的瓷片，贴在下塘桥的水面上。我蹲在桥洞下，看那把弹簧刀沉进芦苇荡时带起的涟漪，一圈圈晕开，把月光搅成了碎银。水里有我的影子，缩着肩膀，像只受惊的鸟——原来我也会怕。

以前总觉得带把刀是厉害，走夜路时摸到冰凉的刀柄，就敢瞪那些斜着眼看我的混混。可阿来头被法警架着走的样子，还有化肥厂宿舍门口那摊没来得及擦的血，总在眼前晃。那血是热的吧？流在地上的时候，会不会像夏天晒化的柏油，黏住路过的蚂蚁？

我开始练钢球。天不亮就爬起来，院子里的炮筒树还浸在露水里，树干滑溜溜的。起初扔出去的钢球总打偏，要么撞在墙根的青苔上，弹回来砸到脚脖子，要么就飞进隔壁吴家的鸡窝，惊得母鸡咯咯叫。吴婶隔着墙骂：“木子你发癔症呢？大清早砸我家鸡！”我拎着俩鸡蛋赔罪，下次照样练，只是准头慢慢攒了些。

三个月后，我能打中炮筒树最粗的那根枝桠。那枝桠上有个疤，是去年雷劈的，黑黢黢的像只眼睛。每天晨光刚漫过墙头，我就站在院心，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钢球，盯着那疤。手腕一抖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钢球准准嵌进疤里，震得枝头的露水簌簌往下掉。练到后来，闭着眼都能听出球落的位置——砸在树干上是“咚”，打在枝桠上是“啪”，要是偏了砸到青砖地，就是脆生生的“叮”。

有回小毛逼来找我，撞见我正扔石头打院墙上的壁虎。他蹲在门槛上看了半晌，忽然说：“你这手劲儿，不去当弹弓队的教练可惜了。”我没理他，手里的小石头“嗖”地飞出去，壁虎尾巴一翘，没影了。石头打在砖上，碎成两半。

“你以前不总带把刀吗？”小毛逼又说，“我见你跟甪里街的黄毛起冲突，手都摸到刀柄了。”

我捡起草丛里的钢球，往兜里塞。“刀沉。”我说。其实是怕，怕哪天真被逼急了，那把刀会像阿来头同伙手里的折叠刀一样，捅出去就收不回来。血一旦沾在手上，怕是这辈子都洗不掉，就像下塘桥的淤泥，踩进去就陷到底。